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

爭議:一個初步的思考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有些爭議的問題,會讓我們感到困惑或者急於解決。譬如,應不應該支持核四興建;應不應支持死刑;生物能源有助於永續生存嗎?地球暖化是因為肉吃太多了嗎?有些可能是國家大事,有些可能是我們隨處可能碰到的。這些爭議問題,之所稱為爭議,往往就是沒有一個普世皆準的答案。但是,我們往往被迫去做出決定,譬如,我們要吃素食嗎?為了地球永續。大部份時候,甚至我們只好逃避這些問題。

往往,我們都希望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對於爭議的問題,我們希望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就我所知,爭議有幾種形態:

一,理論上的爭議:不同學者、專家,提出不同的理論。因為奠基在不同的數據(事實) 或價值觀上,發展出不同的理論。這有時更因為研究的案例不同,也可能得出不同的解答。

二,利益上的爭議:事情往往不是侷限在理論上,往往牽涉到利益,而利益又會回過來增強理論爭議,甚至模糊理論爭議,使事情變得更複雜。舉例來說,倘若生物能源對於永續再生的爭議,投資生物能源的公司,當然會想盡辦法支持這類的論證,因為投資金額往往十分巨大。而且事實上,從一些個案中,也可以得到適當的佐證。但是,相反的,也會有人希望生物能源不要發展太快。譬如擔心糧食危機,或者就是能源替代的問題。

所以,我想有些人,就只是從哲理上討論,就一件事的原理、原則,在打轉。好處是,可以討論得很細緻,可是往往與現實太遠。而且,現實世界的爭議,常長焦點不與理論爭議不同。而且,現實的環境中,因為不同因素的組合,所以理論的抽象層次,很難全面顧及。

另一種討論,就是從現實利益著手。這種討論可能是黨派之爭、意識形態或者是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譬如這個大公司是背後的操盤手之類。這種討論,好處是可以看到利益在哪裡。壞處則是幾乎也就不用討論,知道了分析結構,立場就出來了。

我想一個適當處理爭議的思維,應該兼具理論上的道理與實務上的運作,仔細分析兩者的交互關係,這種討論才不會流於空談,或者只是陰謀論之類的。

簡單地說,我覺得處理爭議問題,必須顧及:理論與實務面向,這樣處理才會比較周延,比較有意義。

聽講的人數

剛才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抱怨大學生跟他邀約演講,但是出席人數只有三、四十位,沒有原先他預期至少要一百五十位。之前,好像有一位年紀較大的知名作家、教授,也因為聽講人數太少,而拒絕演講。

當然,邀約單位的禮貌與承諾,這對於主講者是一種是否受到尊重的感受。人與人之間是相互尊重,而且真因為看重主講者,才會進行邀約,而不是照章行事或是敷衍了事,主講者才會認為自己所講的,真的可能受到重視,才會全力發揮。

不過,有關聽講的人數,讓我想起了柏拉圖對話錄裡蘇格底在談辯證法與修辭的差異。簡單地說,蘇格拉底認為辯證法是在人們靈魂中,真正種下改變的種子,自己能夠開花結果。而修辭只不過如過眼雲煙,聽眾一時興奮,可是因為講者並非真正瞭解聽眾的靈魂,所以,無法真正植入在人們的心中。

當然,如何認識聽眾的靈魂,給予適當的種子?這一方面必須對透過交談的方式,另方面,除了蘇格拉底有此功力外,我們一般在一對一交談時,也未必有這樣的功力。

因此,我覺得講者太在乎聽講人數的多少,其實也有些白費力氣了。倘若聽講者上百人,可是講授內容對聽者而言只是左耳進、右耳出,並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又何必因為人少而生氣呢?聽眾少,但是倘若真正能解答或回應聽眾的一個重大困惑,那產生的功用,應該是遠大於浮光掠影。

當然,也有個笑話是這樣說的。有一個牧師在講道時,只有一個聽眾出席,牧師就問他,是否要聽?這個聽眾說,我不知道。我只是一個養牛的,我知道即使我只有一頭牛,我還是會餵牠牧草。這牧師聽到後,深受啓發,於是開始滔滔不絕的講道。講完後,牧師就問這個聽眾,感覺如何。這個聽眾回答,我不知道,我是一個養牛的,我只知道,如果只有一頭牛,我不會給祂所有的牧草。

人數多寡,確實會影響演講的方式。但是,人數多,未必代表演講者可以發揮的功用較大。重點在於是否真正有助於人。

另方面,我覺得講者,其實也別小看了聽眾的智慧。這些個人,他們各有擅長的地方與扮演的角色,絕非講者可以睥睨的。人們願意花上他們的寶貴生命,讓講者成就自己的生命,我想感激都還來不及,又有何不滿可言?助人與受助者其實是互相的,助人者是快樂的,別忘了感謝受助者提供這樣的機會。

我有這樣的感受,是一次在小學一個班上,做了一個小小的演講。面對十幾位小朋友,我覺得自己突然又重新活過來了,而不只是一個啃書蟲而已。我在想倘若當天,若能有一個小朋友因為我講的故事與旅遊經驗,啓發他的人生夢想或是增進他的生命多元性。哇!那我會多高興呀!生命的快樂,除了有趣,還要有意義,我在那場演講後,覺得非常快樂,自己得到很多的正面能量。

我常與一些傑出的年長者接觸,他們都是一時的佼佼者,曾經叱吒風雲。可是,現在沒有舞台,縱使再有滿腹的智慧,也很難與人分享。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人類的歷史經驗,沒有透過經驗傳承,這樣流失,有些可惜。另方面,我也很珍惜,還有人願意聽我說話的時候,一個也好,我想,若我真的能幫上些什麼,就是增進我的福份。

其實,不用講得太玄。生物個體的生命有限,個體最後仍然是依靠群體的延續,才能真正求的生命的延續。這應該是生物本能吧!所以,我知道自己對這個群體有小小貢獻時,我覺得我的生命才有意義。否則,光是吃得好、玩得好,其實,過眼雲烟,很快就忘了。

雖然,我對於如何溝通,這一個主題非常有興趣。可是,每次看到其他人講授這個主題時,我發現我竟然是回到蘇格拉底批判修辭的立場。我想這裡還有許多值得我深自反省之處。


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我的老師:Manette Adams 女士

 In year 2006-2007, I studied at Yale University as a special student at the graduate school. At that time,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Students(OISS) helped us to match tutors with practicing English for free. My tutor was Manette Adams who was 80 years old.

By the reason of a conference in Minnesota this May, I arranged the trip to New Haven to meet her again. In the past, I promised that I would come back to see her soon. However, time flies. I don't have a chance to come to the US with an official reason. I was really afraid that I could not meet her again.

I was very happy to see her this time and she told me that she was 87 years old. She did not feel good with her body but she satisfied with what she has for her all life and she was so glad to see me. At my arriving, she just came back from the pool where she had water therapy. Then, she dressed very elegantly to make me see her gracious way.

I always remember that she wrote to me "Next month when you leave, there will be an empty place in my heart." She always occupies a place in my heart.

六年前在耶魯大學訪問一年時,那時學校國際中心,幫忙安排免費的英文一對一家教。Manette是我的家教老師,那年她八十歲。這次再拜訪她,她非常高興,但是身體已經不是很好了。期間,她希望我拿出相機合照,似乎希望留下個紀念。但是,因為其他事情,以及她更不舒服,也就作罷了。

但是,她為人處事的典範,我相信我會一輩子記住,也希望更多人知道。

Manette 的先生是耶魯大學神學院退休的教授,他們住在耶魯附近的一家養老中心,夫妻倆都非常溫文儒雅,待人親切。那時我向Manette學習時,有時是在耶魯大學裡的校友中心學習,或者有時直接到他們家。有時候,她會找報紙文章給我看,有時送我書,有時我們談論孩子的教育問題。後來,她也介紹朋友教我太太英文,那也是一對非常親切的老夫婦。在耶魯大學學習期間,那是我第一年在國外,遇到許多學習與生活上的挫折,但是有這些友善與親切的人,成為我收獲最多與印象最深刻的事。

有一次,我準備離開她家時,我的鞋帶沒有繫好。這位八十歲的老太太,雖然身軀本來就有些佝僂,但是立刻彎下腰來替我綁好。我每次看到教會的洗腳的儀式,我就會想到這一幕。這位老太太不會因為自己的年紀、地位,卻是這樣地願意幫助人,幫助我們適應環境,適應生活。



當時,我也因為在學習上有許多挫折,加上自己年紀比較大才出國,而且還是做學生,那時非常沒有信心。Manette還特定找了一本書給我,雖然那是一本童書。大意大概是一個新的小火車,第一次開始行駛,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完成任務。途中別的火車拋錨,更多的旅客坐上這個小火車。這個小火車更擔心自己爬不上山丘、坡道,但是最後在別人與自己的鼓勵下: I trust I can. 就這樣反覆地自我鼓勵,最後小火車完成任務,帶著大家前往目的地。Manette針對我的問題,特別去找這樣的書,鼓勵我,我想再認真的老師,也不過如此了。而且她還只是一位義務的老師。

這次美國行,主要目的,其實也是希望再見上她一面。雖然美國沒有很遙遠,但是,六年晃眼過去,我一直沒有機會再去美國。這次我的會議是在美國中部,但是我還是一定要飛去東部,看上她一面,希望能讓她知道,我是多麼感謝她付出的一切與感激她的教導。

對於身體狀況,她似乎覺得隨時就會離開了。但是,她說她已經八十七歲了,已經很感謝有這樣的生活了,沒有什麼不滿足的了。她有三個非常傑出的子女。我想她是我永遠的典範。





2013年5月22日 星期三

Conference: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unication in the Millennium

自從到Yale大學訪問一年之後,一直希望能再去美國,曾經報名在芝加哥的會議,但是最後未能寫成全文,只好放棄。六年之後,終於再藉會議之名,來到了美國。除了對這個世界帝國,仍想多認識他,另外,也希望借此機會拜訪過去在Yale的老師,我的86歲的英文家教,我很想她,一直擔心再也看不到她。

不過,這次報名的會議是在美中,在明尼蘇達州的St. Cloud州立大學,沿著密西西比河河畔,風景十分優美,河岸林邊兔子蹦蹦跳跳,讓人十分驚艷。

舉辦會議的主事者非常用心,除了會前一而再的來信提醒各項細節,到了實際會議時,更驚訝於辦會的周到之處。譬如會議第一天,早上與休息時間的餐點不說,中午時,還特別安排美國傳統Bar BQ,這對於我這一兩天為了擔心身上美金不夠,而謹慎飲食,可以飽餐一頓,感到非常的快樂。



而且,相較於在英國吃的是乾憋的牛排,這裡的牛肉淋上肉汁,真是美味可口,也不會無法咀嚼。

當然,我每次參加會議或是工作坊最大的收獲,就是認識新朋友。總是有一兩位比較談的來的新朋友,這對於我就是最大的收獲。這是認識一位美國的William是Winthrop大學的助理教授,他人很率直,他的論文是處理有關於科技變遷,報社新聞中心倫理、規則的轉變,他說現在媒體老板喜歡以時代變遷為由,辭退資深的記者,而強調新血必須對於資訊科技熟悉,才能因應新時代。但是他認為,即使是現在,報紙仍然應該提供事件的來龍去脈、歷史經驗、類似案例等。而不是只求及時資訊而已,瀏覽即過,沒有內容。

另一位長談的朋友是Issack,他是韓國人,但是在美國任教,人十分友善。通常我們東方人在國外,有些人會刻意彼此避開,但是他很友善的找我聊天。他說他因為討厭韓國的教育,他不希望孩子在走上他的後路,所以選擇留在美國。他提到從幼稚園開始補習,中學時,依名次排座位,一切都必須為了課業,不能有自己的休閒活動。同學彼此之間如競爭對手的敵人一般。這些雖然有些極端,但是,真得很像我以前的國中時代生活,那種課業壓力與封閉的勝利觀。我很慶幸高中時,就自由多了,也比較沒有這樣強烈地感受。不過,我現在的體認是,沒有一種完美的制度,每種制度都有優劣。美式教育的小孩,有時自由過了頭,吸毒,暴力,未婚生子等等,我不是說,台灣就沒有,但是也是程度之別。不過,不可否認,他們能夠選擇自己的路,全心投入,表現得非常優秀。我的美國同學就十分認真,他也說他的美國同事像是工作狂,如同當年到新大陸開墾一般,他們的工作動力十分強烈,獲得個人成就。我想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仍有期當代意義。

這次會議,另一個值得我高興的事,就是我的發表成果還不錯。除了自己講得很順,當然還是有些地方,不盡如意,但是大部份出乎我自己的預料之外。我想以後這種國際會議,PPT要多些原文,可以幫助聽眾理解。另方面,許多教授都跟我提到我的發言很棒,至少有三位。當然他們這是客氣話,但是,實際上,他們也可以不這麼說,因為畢竟發表的人這麼多,他們也無需刻意跑來跟我這麼說。我發現我結和修辭與民主政治,在傳播學系裡,其實還是頗有賣點的,不想政治思想界,可能沒有那麼感興趣,這也鼓勵我繼續在這題目上努力
。最後大會頒給我最佳發表獎,這對我來說某有意義的,至少這一年來在英國的努力,獲得了一點肯定。
得奬者合影


這次另外請到兩位理論開創者,Agenda-setting 的McCombs與Knowledge Gap的Phil Tichenor
我深刻體認到,其實,理論不需要太多,只要在一個領域中發揚光大,日後人們自然會認為你是這方面的專家、權威,每個地方都去沾一點,那就注定只能是一個小學者而已,當然最後縱整成就大學問者例外,但是,這非平常人可為。
這次會議除了參觀印第安保留區之外,也還有安排宴會與跳舞,系主任教大家跳舞,簡單的舞蹈拉近彼此的距離。




會議也安排到印第安保留區參觀,由學校印第安中心的主任,本身也是印第安人帶團,介紹當地的環境。我們到了一個湖區邊,在林中有一個搭建的簡單高塔,爬上去後看著周遭的樹林以及旁邊深藍的湖,像極了平靜的海。多種綠色夾雜的樹葉,一眼望去,十分美麗。

當天午餐吃的是印第安傳統食物,有wild rice,就像是我們的菜飯,比鹹稀飯再乾一些。另外就是doughnut(多拿滋,甜甜圈),因為當時美國政府提供免費的麵粉、糖和奶油給印第安人,他們很自然就學著做起甜甜圈。確實有些無奈。其實文化是不斷地在變,倒也無需力求一樣。而外在強勢文化的影響力,則改變了原有的樣貌。

這位印第安主任說,他們也試著要改回原來的食物,因為甜食造成他們糖尿病的問題。提到糖尿病,順帶提一下,這次聽到一位美國教授的先生有糖尿病,理由是他們推測,因為曾在越南待過(打越戰?)。受到美軍在越南時,為了殲滅越共,而噴灑除草劑。據說,除草劑與糖尿病是有相關性的。歷史悲劇留下的惡果,真是難以抹滅,而且不分敵我的。